莫言的偏见

今天给各位分享莫言的偏见的知识，其中也会对揭示黑暗丑恶的文学作品对社会的发展、对人类的前进也有着很大的作用进行解释，如果能碰巧解决你现在面临的问题，别忘了关注本站，现在开始吧！

本文导读目录：

1、莫言的偏见

2、莫言为何获得诺奖，以及一些对于莫言的问题？

　　最近，在纪念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八十周年的时候，有人把2014年莫言的一段讲话翻了出来。当时，莫言是这样说的：“我有一种偏见，我认为文学作品永远不是唱赞歌的工具。文学艺术就是应该暴露黑暗，揭示社会的不公正，也包括揭示人类心灵深处的阴暗面，揭示恶的成分。

讲真话毫无疑问是一个作家宝贵的素质。不是所有的文学作品都是要积极向上的，揭示黑暗丑恶的文学作品对社会的发展、对人类的前进也有着很大的作用。只有全面地去剖析人性，众人才能完成自我救赎。”

据说，莫言的这段话在当时很是引起了一阵热议和反响。支持者有之，批评者亦有之。那些具体的不同的意见在这里就不加赘述了。

这段话看上去，似乎很高大上。很是代表了作家们的一种良知，代表了他们境界的高尚。他们要揭示黑暗与丑陋，似乎对这个社会是一种很大的责任的担负。

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关于歌颂是伟大还是渺小，还是暴露是伟大还是渺小的那几句话，我也不打算在这引用作为对莫言上述观点的评价。毛主席讲得很清楚很明白了。我在这里想要提出的问题是，无论是唱赞歌，还是暴露黑暗，这里所谓的赞歌与黑暗都应该是具体的，而不是抽象的。而莫言在这里不谈具体的情况，他不说不应该为什么人为什么事而唱赞歌，也不说应该为什么人为什么事而暴露黑暗。他只说，绝不唱赞歌，而绝对只暴露黑暗，这里就有点意思了。

抽象的东西是很容易被模糊是非的。乍听起来，因为不谈具体，只说抽象，所以有的人们就会认为这样的表达是很崇高的，是超越各种具体历史和时代的。既然是一种超越，那么自然就会站在那些对具体事物的评论之上，所以莫言的形象自然就会更加高大。然而，如果我们仔细阅读他的作品，或者看他在某些颁奖场合上的某些讲话，或者他讲这些话的听众们都是一些什么样的人，或许人们就可能明白他讲这种极度抽象言论的真实所指了。

莫言说，文学永远不是唱赞歌的工具。莫言早年写的《红高粱》我读过，但是他写的很多东西总是有那么一点隐晦，不是太能让人看明白。而电影《红高粱》不知道是不是真实地反映了莫言在小说里的真实思想和意图。在我看到电影的时候，至少这部电影有歌颂中国人民反抗日本侵略者的战斗意志和斗争精神。或许，电影的编导的想法与莫言未必一致，但至少莫言没有公开站出来反对这部与他小说同名的电影。至少在这个时候的莫言，没有对歌颂中国人民的抗战精神提出异议。不知道我的这个理解到底是不是准确的。

在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获奖感言中，说得最多的是他在童年时的苦难，以及他的母亲在那个时代所遭受的苦难。我们可以假设，这些苦难对于莫言来说，都是真实的。但是作为一个作家，而且是在新中国环境中成长起来的作家，是加入过人民解放军的作家，只是把新中国历史中的某些缺陷，从旧社会遗留下来的某些不太干净的地方讲得那么详细，那样入微，以至于让那些在现场听到莫言感言的西方文学界的大佬们，无一例外地会认为新中国就是如此黑暗，就是如此肮脏，就是如此丑陋。不知道这是不是就是莫言发表其获奖感言的真实目的。

一个从旧中国脱胎来而来的新中国，无论如何都不可能没有旧社会的痕迹，这一点没有任何疑问。然而毕竟作为一个新中国，是完全不同于那个旧中国的。新中国的发展，新中国的成就，所有的中国人都能够感受得到。但是似乎莫言就从来没有看到过，他眼中只有他看到的黑暗和丑陋。作为一个作家，这样的眼界和这样的格调似乎不是太高吧?

就算他在他的童年时代遭受到一些他所谓的苦难，那么他在人民军队里的五六年里，他的生活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状态。在他的作品里，似乎从来都没有这段历史中的痕迹，也没有这段历史中的内容。或者我们可以直接来问莫言，你在人民军队中的这些年，你认为你对人民军队是应该歌颂呢，还是应该暴露呢?如果你认为文艺作品主要不是用来歌颂的，那你是不是认为你对人民军队应该有所暴露呢?或者你认为，你应该暴露人民军队的哪些方面呢?而你至今似乎也没有写出你那段历史中所想要暴露出来的东西呢?或者你认为存在着应该暴露的东西，但你却不敢写出来呢?还是你真的没有发现你应该或者敢于暴露的东西呢?

另外，不知道莫言想没想过这个问题，尽管他的作品没少有对新中国历史的诋毁，但是在旧中国，没有一个中国作家得到过西方世界颁过的文学大奖。在新中国的早期历史上，也没有中国作家得过诺贝尔文学奖，或者其他由西方国家颁发的文学奖之类。我只记得周立波的《暴风骤雨》获得过苏联颁发的斯大林文学奖。而莫言却能在新中国这个历史时期里得到西方资产阶级们的青睐。这其中到底是什么原因?莫言想过这个问题吗?或许莫言真的认为，是他的作品实在是太优秀了。真的有这么回子事吗?这里就不评价莫言的作品到底是不是真的很优秀，反正我接触到的某些诺贝尔文学奖的作品实在一般得很，根本就难以卒读。

如果由我来回答我提出的这个问题，那正是因为中国现在发展了，强大了，西方看着中国越来越不顺眼了。在这样一个时期，逮住一个用文学作品来给新中国抹黑的中国籍作家，西方还能不好好逮住这个机会来羞辱中国一番?这就是莫言获奖的真实背景，也是西方给他颁这个奖的真实动机。在西方看来，这么一个作家，在中国地位也不低，在某些人那里还很红，很有市场，而他的作品又特别适合西方的口味。这么好的机会如果不利用一下，那不就浪费了吗?这应该算是莫言的幸运呢，还是莫言的悲哀呢?

莫言不会赞扬新中国，这是他的立场所决定的，但他的所谓批判黑暗，揭示黑暗，而人们却不知道他的哪部作品是批判和揭示了资本主义的世界的黑暗和丑陋的?你既然要批判和揭示，这个世界上不会只有中国才有他所说的黑暗和丑陋吧。西方资本主义那里就没有吗?这一点，连西方人自己都不会否认他们自身的问题，然而我们的莫言大作家偏偏不去批判和揭示那里的问题。是不是莫言作家只看得见中国的黑暗与丑陋，而在莫言看来，西方是不存在任何黑暗和丑陋的?这是什么问题?对于西方资本主义，或许莫言不认为需要用所谓批判黑暗与丑陋来帮助那里的进步，因为那里一直就非常进步。即使西方世界存在着一些不太好的东西，那对于莫言来说，也是无伤大雅的，谁脸上不会长个痘晤的?那个痘对莫言来说，根本不需要也不能够进行批判与暴露。

如果像莫言所说，你认为只有批判和揭露才能促使社会的进步，不知道莫言自己是不是认为也应该通过批判和揭露来促进西方资本主义世界的进步?如果他不批判和揭露西方资本主义，岂不是不打算让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继续取得进步? 这样的话，莫言可是真有点对不起给他颁奖的西方大老爷们。这个莫言太不仗义了。只顾着帮助中国进步，却不管西方是否进步，看着西方往沟里滑下去，莫言大作家连手都不打算伸一下。那人家西方干吗要给你颁发这个大奖呢?　　本人是一名高中生，并没有接触过莫言的相关书籍，前几天突然看到《红高粱》的电视剧，便去网上搜索了一番，并且找到了电子版《红高粱家族》，现已阅读完成，感觉这本书我还是比较喜欢的，准备有时间看一些其他他写的书籍。但是为什么网上有许多人会骂莫言，以及我曾听到过一些言论说之所以莫言可以获得诺贝尔奖是因为他的作品中丑化中国人，所以才因此获得诺贝尔奖，不知道这种言论是否有道理，请大佬们解答一下，谢谢！

我先说我的观点：莫言的小说里有西方话语对中国现实社会的想象，但莫言的创作并非仅为了迎合西方的视野，他的确指出了中国的问题所在。

《红高粱家族》是莫言的代表作，除此之外还有《天堂蒜薹之歌》《食草家族》《生死疲劳》《檀香刑》《四十一炮》等等，它们的内容与形式都有相通之处，充满了魔幻现实主义的创作风格与对于中国现实问题的观照与介入。

我主要说说为什么莫言等一批八九十年代的作家都会被认为是通过写作来“丑化中国”。

长期以来，由于西方的政治经济相对发达，其文化在世界上逐渐建立了霸权地位，西方语境至今仍然十分强大，因此它从自身出发，自然而然地会带着一种优越感和猎奇欲去窥探和接触东方，去想象和建构东方的种种自然与社会的景观。这就是一种“文化殖民”，我们东方人对于自身环境的认知，确实有一部分来源于西方。

例如“东方学”“中国学”等学术范畴（汉学除外），或是哈佛、耶鲁等大学的东亚系或南亚系等研究机构，都是西方文化霸权的产物，也是阿尔都塞意义上的“意识形态国家机器”，通过物质化的知识和话语，对东方世界进行意识形态话语输出。这归根结底，是全球化局面中西方权力的体现（参见福柯《性史》《疯癫与文明》等著作中对于权力/话语体系的论述）。

就如同黑格尔本人在《精神现象学》等著作中提出的“主/奴”结构一样，西方以自身为标准和参照，以“主人”的姿态去建构“奴隶”一般的东方。这是西方文化中长久以来的观念。

与此针锋相对的，是以萨义德、德里克、霍米巴巴等后殖民主义学者对于西方文化霸权的批判。萨义德的“东方主义”、德里克的“接触地带”，甚至包括费正清的“冲击——反应”理论，都是在解构和批判西方对于东方的种种充满歧视意味的想象和建构，他们所要扭转的就是这种错误的认知，以求推送东方从自身出发，真正认识自我，真正建立有别于西方的知识和话语体系，让东方真正成为自己的东方。

于是，殖民与后殖民相互冲突对抗，矫枉过正与过于敏感的现象便出现了。一旦某位作家写到了中国现存的问题，无论这种问题严重与否，就很有可能会被扣上“丑化中国”的帽子，跳进黄河也洗不清。

扣帽子的人的想法大致是这样的：因为西方希望中国永远是落后的、贫穷的，而你却不写中国的光明和发展，专写那些“西方愿意看”的东西。所以，你就是收了钱的西方走狗，是汉奸，是“跪久了就爬不起来”的奴隶。

这种想法有其合理之处，确实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东方的觉醒和自信，而且我们确实没有证据说明，莫言等人的写作和叙事没有这方面的意图和策略，毕竟诺贝尔奖和西方一系列文学奖都有一定的意识形态偏见。

然而，这种想法的错误之处在于将一切现实问题道德化——你说中国不好，那你一定就是道德低下的；你说中国好，那你一定就是光辉的爱国者。这种庸俗的道德化观点非常容易绑架和束缚一个人的真实想法，同时又掩盖了真实存在的问题，使问题难以真正得到解决。同时，这种在东西方中间非此即彼、踩一捧一的“二元对立”思维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了东方尤其是中国在发展过程中的焦虑。

长久以来，我们都以西方为标杆，在发展的道路上时刻想着超越西方。如今我们强大了，西方却开始衰落，我们骤然失去了标杆，而西方留给我们的思维惯性却保存了下来，于是中国乃至整个东方出现了一个非常值得深思的景观：

一会儿无比自信、骄傲不已；一会儿自怨自哀、自感菲薄。

这就是属于东方的焦虑。因此在这种情况下，我们需要理解那些急于摆脱西方思想陷阱带来的“精神奴役创伤”的人对于莫言等作家的批评，但是我们没必要去理会和听信他们的言说，因为这些言说并不客观，甚至大错特错。

至今为止，在我所读的中国当代文学作品中，没有哪部公开出版的纯文学作品是完全脱离现实地“丑化中国”，他们或多或少都以现实问题为原型，艺术化地复刻和摹写了当代中国的现状。问题就真正切切地摆在那里，而不指明问题并不代表问题就不存在。真正的文化自信和民族自信应该建立在对于现实的客观理性的认识之上，而不是盲目、偏碍地迷信一些虚假的话语与迷离的幻象，在脱离现实的空洞愿景中重复无意义的独舞。这也是当下国民性中最需要启蒙的地方。

我比较欣赏胡风的“主体性现实主义”，它是战斗的也是辩证的。既勇于直面问题、揭露黑暗，又不吝惜对于光明的渴望和赞颂，总体而言相对客观，不为黑而黑，也不为吹而吹。

莫言能够获得诺贝尔奖，其作品中固然存在西方愿意看到和愿意接受的元素，存在文化殖民的阴影，但是其在作品中批判和反思的现实问题才是值得我们深思和关注的。我们鼓励和支持这样的文学不断涌现，同时坚决避免建国初三十年中的文学一体化的历史悲剧。

莫言在那对中国侮辱性极强的颁奖词下安然领奖，要是换了有一点骨气的人，直接就不要了。这是什么原因呢？原因是是出于对自己国家和民族认同的问题。莫言在获奖感言中说：“向瑞典皇家学院坚守自己信念的院士表示崇高的敬意和真挚的感谢。”这说明他对颁奖词对他文学作品的定性是认可的。

琢磨一下 莫言获诺贝尔文学奖后面对记者采访，可见其端倪。

当时 一位中国记者问道：莫言先生，你好！我想请教一下，……从你这次获奖，对文化强国的推进有什么感受？

莫言严肃认真的说：“我的获奖是文学的胜利，而不是中国的胜利，因为这是诺贝尔文学奖。而不是中国奖。获奖是我个人的事情，诺贝尔文学奖从来就是颁给一个作家的，而不是颁给一个国家的。”

国家和民族的尊严在他眼里不值一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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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言的偏见的介绍就聊到这里吧，感谢你花时间阅读本站内容，更多关于揭示黑暗丑恶的文学作品对社会的发展、对人类的前进也有着很大的作用、莫言的偏见的信息别忘了在本站进行查找喔。